在先后向鲁豫展示了石齐、刘海粟、吴冠中以及傅抱石的画作之后，王健林开始缓缓倾吐他对“盖章”一事的看法：“很多收藏者是这样的，到了那种境界，都会在空白处，或是留白处写上：我怎么怎么，或者打上一个章。我还没到那个程度，因为我想，这么好……第一我是没这个底气，古代的很多名画，值不值钱，当然首先是腕大不大，是不是真品。其次，是传承有序，如果皇帝拥有，打两个印，那就值钱了。或是明朝皇帝提两笔，那就更值钱了。”

　　看得出，王健林对艺术品的鉴赏非常内行，且怀着敬畏之心。比如，他对鲁豫提到自己对泼彩的看法，以及他总是坚持自己卷画，不假他人之手，并认为“这（卷画）是有专门功夫的”。

　　说起“盖章”时，王健林没有了在谈论万达食堂和万达城项目时的自信与肯定，他显得有些犹豫：“现在觉得底气还不那么够，就是不光是财富，还有修养，再说现在，哎呀，还没到那个时候。”这番话透露出王健林对收藏的态度，虽有收藏的执念，但对自己与文物艺术品之间的关系十分清醒。

　　其实，中国收藏家在古画上题跋或盖收藏印是古已有之的传统。在上海博物馆书画部副主任凌利中印象中，这种传统自唐代就已萌发，“这里面有两种情况，入藏官府机构的收藏大都是需要盖上印的。在民间，藏家也有盖印或题跋的习惯。”

　　因而，人们能够在《女史箴图》、《鹊华秋色图》、《浮玉山居图》等许多历代名画上都能看到满满当当的鉴藏印。“古书画上的印鉴其实有着正面的意义，比如它成为鉴定和研究的重要依据。而且，今天的人们也似乎能够接受古书画上的印章，成为一种审美习惯，拿掉了，反而会不习惯。”

　　“但题跋、盖印太繁密，影响书画本体，就不好了。”凌利中说。明代项元汴收藏之富一时无匹，他不愿出仕做官，连万历皇帝的面子都不给。但在盖章这件事儿上，却有着无与伦比的热情。专家从他收藏过的名画上搜集得到的鉴藏印共计40余方，包括 “世济美堂”、“天籁阁”、“墨林山房”等等他常常在同一件书画上盖上几方不同的印鉴，以示珍爱，在真伪存有争议的北宋苏轼《功甫帖》上，就有其鉴藏印三方（同轴另纸装裱）。

　　另一位酷爱在名画上“发帖”的乾隆皇帝被今人称为“盖章狂魔”。他自诩文采风流，一生醉心于书画，是明清两代收藏最为宏富的皇帝。《秘殿珠林》、《石渠宝笈》中著录乾隆书画近2200件，收藏之余，他也以史无前例的热情在前人书画上信马由缰。这里头还有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公案：当年，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的《子明卷》曾流入清宫，乾隆帝并不知其为明代摹本，喜爱之极，并在画上留下50余处题跋，以至于画卷上的空白几乎全被填满。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，凌利中笑言：“幸好他看走眼了，提在了赝品上。”

元代 赵孟頫 《鹊华秋色图》上的鉴藏印也颇多 图片来自网络

　　因为以上两位收藏家盖章的热情实在太高，就招致了很多批评。有书画研究者看不惯项元汴在名画上留下的累累痕迹，讥讽道：“钤印累幅，犹如聘丽人却黥其面”。对乾隆发的层层“弹幕”，英国美术史家、牛津大学荣休院士苏立文也看不下去了。他曾写下这样的评论：“他的御章遮盖在了一些珍品的真迹上，有时候遮盖范围之广令人咋舌。”

　　虽然人们现在所知的前代大藏家皆为达官贵人，但古时候，“提字盖印”还是一项颇为“民主”的传统，渗透于每一个阶层，与身份高低并无必然联系。“它并非贵族所特有，古时的平民百姓也会在书画上提字。只是，普通人遇上传世名画的几率比较小。而我们在鉴定的时候，也时常会遇到不常见的收藏印。”凌利中说。

　　在凌利中看来，这种习惯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，只是不再普遍，背后其实是文物保护意识的改变：“保留原貌”被视为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。率先做出改变的是博物馆等公立收藏机构。“新中国成立后，博物馆入藏的书画就不再题跋盖印。”凌利中说。至于私人收藏，“这毕竟是私人物品，没有法律规定不能这样做，个人有充分的自由，这样的作法在民间依然保留着。

　　只是，仅从聚集了颇多民间收藏的拍卖会上看，清代以后便少有人在古人书画上题跋盖章，至多是加裱引首，把题跋写在引首上。当然，这里面要撇除一种情况：文人的往来唱和，朋友的书画馈赠，这种情况下的题跋或盖章就要另当别论了。